他，就是黄衍！

他是“黄衍理论”创始人，是“世界顶级的(理论)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不仅找出了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学术理论的错漏之处，还提出并发展了一套更加完善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多国语言的研究，在国内外语言学“指代”现象的相关研究中享有盛誉。

不过，他的英语学习之路，却是荆棘遍布，满是坎坷；他的英语学习理念，更是值得所有人深思……

黄衍教授

生不逢时，牛背上成长起来的语言学巨匠

1955年7月，黄衍出生于山东青岛，少年时跟随父母来到江苏丹阳，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光。

他的求学期正值中国六、七十年代，彼时激进的运动、动荡的社会，让家不成家，学不成学，每个人都被卷入时代的漩涡，无法逃脱。

1972年，黄衍就在这个动乱扰攘的年代完成了高中学业。年仅17岁的他一毕业，就赶上一波“热潮”，被下放到县城郊区的农村务农。但是黄衍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只能跟村里的老牛相伴，成为了一个放牛倌。

以为一辈子都要待在这个小村庄里，看不见未来的黄衍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百般挣扎的他开始尝试从书本中寻求心灵的慰藉，这些书里就包括了从家里带来的英文课本。那时的黄衍并没有想到，几本薄薄的书籍，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尽管在高中只是学了一些“口号式”英语，连最基本的句子也说不通顺，但黄衍学习外语的兴趣十分浓厚。在农村的五年期间，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仍坚持不懈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自学英语。

于是，一人一书，一牛一草，相互陪伴着汲取各自所需的营养。黄衍就靠着一本《简明英汉辞典》，自修完了许国璋的英语教材，并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忙中偷闲，撰写了近10万字的《英语常用短语详解》初稿，后因稿件“颇具价值”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好评，成为当地有名的少年才子。

可能是上天不愿让有才华的人就这样淹没于农村田野间，黄衍在无望中等来了希望。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他五年来的坚持，换来了来之不易的机会，最终以总分全国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南大外语系录取。

成才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努力，脚下就会有路

很多时候，摧毁一个人的不是失败，而是伴随着一次次失败所带来的自我怀疑和对命运的抱怨。凭着全国第二名的优异成绩，黄衍本来可以申请奖学金，赴美留学，但因为种种原因却没能成行。

留洋的大门被无情地关上，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巨大的期望落差或许会让人就此一蹶不振。可黄衍并没有消沉，他始终坚信：“成才的道路是多方面的，留洋既已无门，只要努力，脚下依然有路，在南大照样能出成果。”

于是他藏起自己的留洋梦，把心里的那点倔强和对学术的热爱付诸于南大图书馆、教学楼的日日夜夜。不论是在食堂排队买饭，还是排队抢图书馆座位，他总是争分夺秒地看书，每晚都设法挑灯夜战。

六年后，黄衍以其卓越的成绩提前一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在激烈的国际公开竞争中，黄衍几乎同时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研究生全额奖学金及英国海外研究生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博士留学生，硬生生地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本以为从此天堑变通途，但是在进入剑桥大学的第一天，命运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正当黄衍满怀期待地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博士，却被剑桥告知他在南大获得的硕士学位不被承认！语言学系的传统认为：如果你没有在西方学校读硕士，就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术训练，特别是对于一名刚刚经历大变革的中国人，在语言学这门学科上的研究水平难以让人信服，需得再重读一个硕士学位，才能攻读博士学位。

面对这种质疑，黄衍没有屈从安排，而是非常有底气地申明自己不用重学，并请学校考核自己。于是，学校给了他半年时间准备，还从外校请了一位老师专程前来考核。最终，黄衍用自己扎实的功底赢得了老师的认可，成功通过了考核，获得了直接攻读博士的机会。

读博期间，他的学习热情和不服输的韧劲丝毫不减。当其指代现象的语用分析的博士论文呈于主考官眼前时，考官们完全为其全面的论证、缜密的思维、严谨的逻辑所折服，不约而同地决定免去答辩，一致通过，这在剑桥大学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众所周知，博士论文非常难写，特别是像剑桥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要求格外严苛，很多人毕业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黄衍又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想在剑桥这个世界级的学术圣殿里摘一顶“丘吉尔学院院士”的桂冠戴戴。

丘吉尔学院师生以理工背景居多，对于语言学文科背景的黄衍来说，难度显而易见。

原本希望渺茫的黄衍想起了自己早在放牛时便立下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的座右铭，因而雄心勃勃，不畏强手，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反复地构思，精确地立论，通宵达旦地赶写竞选论文，最后竟一箭中鹄，拿下了院士的桂冠，演绎出剑桥院士竞选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幕。

黄衍教授青年时期

语言是有生命的，语言学家也不一定总是对的

“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他有可以凭仗的底气，以及连下三城的豪气与实力。

读博期间，黄衍站在世界的角度学语言，有关语言学的权威理论像雪片一样飞涌而来。而他总是严加论证，永远保持质疑态度。他常常说道：“对一个学派要批判性地去接受，不能盲目崇拜，不能把伟大的学者像菩萨一样供起来。”

面对他的导师莱文逊教授，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小伙子也在博士论文中对他的论点进行了建设性的批评，令莱文逊惊奇之余又喜出望外。

1988年，乔姆斯基到剑桥大学讲学。在午餐会上，剑桥的莱昂斯院长指着黄衍向乔姆斯基作了介绍，并说：“他正在研究、撰写反对你观点的论文。”乔姆斯基友好地与黄衍握握手，接着表示：“我欣赏你的勇气，但我的观点不会改变。”时隔不久，乔氏观点即被黄衍无懈可击的论述驳倒，上演了一出很精彩的对手戏。

诺姆·乔姆斯基

（注：诺姆·乔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他的《句法结构》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他自然的学习语言的方法也对语言和精神的哲学起了很大的影响，有人将他的影响媲美于罗素和杜威。）

在语言的学习上，黄衍认为语言是有生命的，在这一点上他很赞同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习得机制。他在演讲里提到：“仔细观察那些小孩子，你会发现，他们会讲很多话，方言也会讲，骂人的话也会讲，这些都没有刻意去教，是他们从这个环境里自然习得的。”

在外语学习上，黄衍强调既要培养语言能力，也要培养文化素养。

他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比如剑桥大学的中文系学生，并不是要培养一个会用中文的人，而是要培养学生成为中国通，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某一部分并成为专家。而中国在教外语的时候，理念就与此不同，一定要强调每个词的语音、语调，这固然很好，但是英国人不会因为你英语说得好就雇佣你，因为英文比你说得好的本族语者多了去了。只有真正学会用英语思维，掌握英国文化，有一技之长，才真正有在英语国家拼搏的资本。”

黄衍教授倡导的语言学习观跟《典范英语》不谋而合。他很认同《典范英语》“学文化、启心智、达至善”的理念，并在《典范英语》10周年之际，专门发来寄语。他借孔子之语，对《典范英语》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好的教材是英语学习和教学成功的先决条件”。现将寄语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There is an old Confucian saying in China, which goes ‘When a workman wishes to get his work well done, he must have his tools sharpened first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an apothem that is pertinent to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English as well. A good book, like a good tool, is a prerequisite to the successful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English.

Good English is such a good, in fact perfect, tool for China’s young learners, especiall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ir long march to master English.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ten years ago, I believe that many young learn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greatly from using the book. I really wish that I could have had such an excellent book as Good English when I started learning English as a little boy around fifty-five years ago. I have no doubt that in the next decade, it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one of the best books for China’s young learners of English.

爱迪生曾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天赋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更重要的是勤奋，如果能像黄衍这样勤奋，有不服输的坚韧和敢于质疑的勇气，再加上好的教材，那你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外语天才。

愿与各位老师和家长共勉！

「黄衍教授在育儿或者其他方面给了您哪些启发？」